西方現代化模式 有兩個層次危機
現代化起源於17世紀啟蒙運動。現代化的啟蒙方案，核心是對「個體人」的重新發現，以及對人類理性的謳歌。啟蒙思想家認為，人應該自由運用自身理性，而理性則應充滿批判、不受限制。啟蒙方案的結果，一方面確實將人從迷信與宗教狂熱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卻也以獨立的個人性（individuality），顛覆了曾經牢固維繫傳統社會的各種「整體性」 （wholeness）——傳統的宗教權威、家族權威、君主權威等，在新近被發現的、基於自然法的個人權利面前失去合法性，隨即土崩瓦解。
結果在宗教上，啟蒙運動催生所謂「激進的人類中心論」，上帝退場了；在道德哲學上，絕對的倫理標準讓位於相對主義的價值觀；政治上，快速推進的現代選舉民主制度，使社會兩極化、激進化，階級階層對抗性不斷升高。
總體而言，發端自啟蒙運動的西方現代化模式，存在兩個層次的危機：一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石的新興社會結構與傳統社會紐帶之間存在的張力（tension），造成精神與信仰危機；二是現代生活方式與有限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造成民族國家間的長期爭鬥及政治與安全危機。19世紀末兩位卓越哲學家尼采和馬克思各有一句著名的話，描述西方現代性的後果：上帝死了；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西方現代性的雙重危機，匯總成一個關乎「存在」的後現代主義問題，即我們應在什麼樣的知識和道德基礎上，重建共同的社會生活？如何在快速變革的現代社會中，找到精神上的文化信仰之錨及政治上的安全溝通之道？西方現代化進程始終未能解決這兩個根本危機。
中國式現代化具重要獨特性
21世紀，發展中的中國既面臨各國各地區現代化進程的共有問題，也具有解決現代性危機的特殊優勢。與英美等「先發國家」相比，中國式現代化具重要獨特性。英美國家作為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其現代化往往呈現為社會內部自發的演化過程，既無先例可循，又無事先計劃，更談不上外部安全壓力的影響。
中國的現代化起源於中華民族面對西方列強侵略「亡國亡天下」的焦慮，其本質是一種自覺的現代化：其中既有救亡圖存的政治意義與安全壓力，也有全球先發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可資借鑑。所謂「現代化道路」或「現代化經驗」，對於「自發」的現代化來說是事後總結，而對於「自覺」的現代化而言則是事前規劃。兩者之間有本質區別。
先發國家自我總結出來的現代化經驗，必須面臨時空條件的檢驗。部分國家先行發展造成的全球政治經濟不平等，本身亦已改變後發國家必須面對的國際秩序和發展環境。這可能使照搬先發國家的經驗道路不僅不利，甚或有害。中國現代化中的自覺性特徵，因而顯得格外重要。這一自覺性，既承認中國現代化是世界整體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具有與其他文明相通的共性；也認識到自身的特殊性和主體性，因此須做出合乎自身需求和條件的發展規劃。中國式現代化的成果，必然是與西方不同的、全新的文明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的3個核心命題
中國式現代化要處理3個核心命題。首先是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雙重命題。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總體是以傳統文化倫理和傳統社會結構的逐步更新為特徵。這是自覺選擇的結果，其動力來自五四運動以來一代代急於救亡的進步知識分子的批判思考。整個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主線，不僅是政治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和生產力飛速提高，更是中國文化傳統和中華民族主體性與現代化進程的不斷融合和重構。如何用傳統文化尋回失落的主體性，傳承民族文化血脈，用文明傳統重構現代生活，是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核心命題。
中國式現代化第二個雙重命題，在於時間與空間之間。先發國家的現代化是一個純然時間尺度的問題，即從傳統到現代的線性演變。而中國等後發國家的現代化，不但需處理時間維度上現代文明與本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更要在空間維度上處理與西方先發國家、西方文明傳統之間的關係。
在整個20世紀，現代化的環境與秩序由西方國家主導，現代化的道路和經驗由西方國家總結，現代化的標準和話語權由西方國家掌握。這是歷史的偶然，並不具有天然合理性。因此，21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不僅是民族國家內部、時間意義上的自身發展問題，更是外向的、空間意義上，對現代化道路和現代化模式的重新詮釋、重新定義和重新主張。
傳統與現代、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性，共同導致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三個也是最抽象的雙重命題，即生存與存在的雙重命題。西方自啟蒙以來的現代化進程，大體經歷了一個從「前現代」到「後現代」的階段過程。前現代的主要矛盾是解決生存問題，即解決生產力不發達，及生產、交易和分配規模有限等影響人類生存質量的問題；而後現代主要處理存在危機問題，即人類生活失去意義，人類集體分崩離析，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權利嚴重不均等問題。
中國從自發走上現代化道路開始，就同時面臨生存與存在的雙重問題，兩者相互影響、相互應答。列強入侵不僅是實際上的生存威脅，更是文化上的存在威脅。時至今日，中華民族面對傳統的態度、面對西方的態度，乃至於現代化方案的選擇，都不僅是基於實用主義的理性權衡，更有賴於對民族文化、文明傳統和國家價值觀存續與意義的細緻考量。中國式現代化，從本質而言，具有比西方現代化模式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涵。
賦予現代性全新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融通共性、彰顯個性，不僅扎根於獨特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條件，更得益於中華民族得天獨厚的思想、文化和社會資源。現代性的中國表達，是中華民族在國際舞台上以平等姿態初試啼聲，是對民族復興歷史任務的接續推進，更是對世界後發國家的貢獻與鼓舞。一個世紀前的劉大鵬日記，映照出一個奇異的歷史時刻。古老的中華文明透過一名鄉村知識分子之眼，見證了勢不可當的現代力量。在隨後波瀾壯闊的100年間，現代性徹底重塑了中國，也塑造了引領中國不斷進步的領導力量。中華民族能以堅忍的精神力量和深厚文化底蘊走向民族復興，更能以自身豐富實踐，賦予現代性以不同於西方傳統的、全新的意義。
註：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頁
作者閻小駿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總監，李拉是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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