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目標
同學認識中國科學技術的成就
同學認識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科研事蹟
透過袁隆平科研事蹟，同學認識學習科學的意義
培養同學良好品格，例如：堅毅、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關愛及勤勞
學習材料
教學步驟 (參考) 內容詳見教學簡報
教學步驟 (參考) 內容詳見教學簡報
2022年9月27日 星期二
認識中國科學──我學習科學的意義
2022年9月18日 星期日
新證據揭侵華日軍，100部隊人體實驗
【明報專訊】央視在今年「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公布侵華日軍100部隊細菌戰最新罪證。偽滿皇宮博物院課題組經四年研究整理，發現100部隊是遵照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命令改編而成的細菌部隊，日本戰敗前夕，100部隊提前撤退，並銷毁實驗設施、紀錄資料，致該部隊罪行至今鮮為人知。研究人員根據4年前獲得的1949年「伯力審判」庭審錄音，證實該部隊曾做人體活體解剖實驗，為細菌戰作準備。被用於實驗的人最後都被害死，屍體和牲畜屍體被一起掩埋。
位於吉林長春的偽滿皇宮博物院東北淪陷史陳列館，18日以展覽的形式正式對外公布侵華日軍第100部隊細菌戰最新罪證。這也是中國第一個有關侵華日軍第100部隊準備並實施細菌戰的專題展覽。「伯力審判」庭審錄音：
技術人員指人畜屍體一起掩埋
央視報道，駐紮長春市的侵華日軍第100部隊，被稱作隱藏在第731部隊身後的「惡魔兄弟」。侵華日軍投降前，該部隊銷毁大部分資料。為揭露歷史真相，偽滿皇宮博物院課題組於2018年起在中國、日本、美國、俄羅斯四國蒐集第100部隊的相關罪證，確定了該部隊曾做人體活體實驗、野外毒性試驗和野外演習，進攻對象為整個生態系統。
研究人員根據4年前獲得的1949年伯力審判庭審錄音，1941年4月進入第100部隊的技術人員三友一男在庭審中承認自己主要任務是研究炭疽菌等細菌。他承認曾親自做人體的活體解剖實驗，為細菌戰作準備。
「人體實驗是在1944年8月到9月間進行的。實驗目的是如何在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給他們使用麻醉藥，重點是將細菌也用到被實驗者身上。」三友一男供稱，被用於實驗的有7至8名中國人和蘇聯人，是把這些藥物混在香煙、菜湯、點心、雞蛋、酒等這些食物中給被實驗者的，這些被實驗者在實驗兩周後會十分瘦弱，再也無法被用於實驗。為求保密，一般會對這些活人以注射氰化鉀、槍斃等方式殺死，他們的屍體會和牲畜屍體被一起掩埋。
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
怎樣寫字才漂亮？(二)：合體字──橫向結構、縱向結構
2022年9月6日 星期二
日語教材插圖731 ，惹議被指聯想日本侵華
明報記者 王聖辰
官方「人教社」出版 日本人參與編寫
根據網傳信息，在某出版社日語教材書上有一幅插圖，顯示4名穿着籃球服交談的男生中，左邊3人的胸口分別印有「7、3、1」三個數字，連起來即是「731」。「731」通常被用來指代表「731部隊」。據史料記載，731部隊是舊日本帝國陸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的通稱號，曾於戰爭期間使用活體中國人、蘇聯人和朝鮮人進行生化武器效果實驗。
涉事教材書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日語（九年級）（全一冊）》，相關插圖為該課本第96頁、第7課習題中的一幅插圖。而教材版權頁顯示，教材的主要編寫人員有8人，其中岩本雅子、清水昭子、渡邊良康3人被網民指是日本人。
事件隨即引起爭議，有網民指插畫讓人很難不聯想到731部隊，質疑為何其他諸多數字不用，非要選用「731」，「3個人的身上的數字能有多少組合？為什麼就偏偏是731這個？還是日語上」。極目新聞亦引述一名日語校外輔導老師，表示其本人用過該教材給學生輔導，但此前未關注到插圖問題，認為插圖肯定是不合適，數字確會讓人產生不好聯想，放入教材不妥當。
但亦有許多網民認為，插畫只是數字巧合，稱之「毒教材」屬「小題大做」。有網民微博留言，稱「只是畫了『731』三個字，不代表畫者支持日軍731部隊舉動，有可能是要提醒孩子們這段歷史的用意」。更有人表示，「太恐怖了，難道要回到文字獄時期？」。
陌生人湧騰訊會議「爆破」網課
此外，疫情之下，內地網課持續。自媒體「橡果Acorn」報道，近期多地師生表示，網課中有大量陌生人湧入騰訊會議直播間，謾罵老師、放哀樂、發色情影片。該騷擾行為被稱為「網課爆破」，參與者多為閒散人員，透過不想上課學生提供騰訊會議號，按時間「定點爆破」，導致很多網課被迫終止。消息稱，個別地區教育局打算棄用騰訊會議，轉投其他網課程式。
2022年9月3日 星期六
給19歲的我，少女與香港的10年命途
【明報專訊】都說人有人的命，戲有戲的命。地方，固然也有地方的命。電影節選映了一部簇新的香港紀錄片，期望它稍後正式公映。待它公映時，應該會喚起熱烈的反響及討論。那是張婉婷的新作《給十九歲的我》。《給十九歲的我》關於什麼呢？它的出發點，本來只為記錄香港老牌名校的校舍重建。話說，位於中區半山的英華女學校是張婉婷的母校。學校10多年前計劃拆卸校舍重建，時任校長石玉如邀請張婉婷把事件拍下來。但他們一開始的着眼點不在硬件，不是要記述工程始末。按校長當時盤算，校舍重建三幾年可竣工，其間全校移師到深水埗的臨時校舍（前德貞女子中學校舍）。於是，有一批英華女生將有緣見證3個階段的校園，他們想記述這一代人。
而2011年入讀英華女學校中一的新生，碰巧又是約2000年出世的千禧嬰兒。整件事聽來很美滿、具代表性：千禧出生一代，亭亭玉立走進英華後，有份見證學校歷史新一頁。張婉婷他們因此於2011年開展漫長的拍攝計劃。當然，拍下去遇到不少困難，其中一項意料之外的，是校舍工程的開支與進度遠超想像。2011年一屆新生，從舊校舍搬到深水埗後，只能在臨時校舍完成中學生涯，她們經歷校園變遷的美夢會落空。校長為此有問過張婉婷，拍攝計劃要不要擱置。
慶幸他們沒有動搖，才有今天這部《給十九歲的我》。它集中記述六七個女生的中學成長、考公開試、畢業並升讀大學的過程。豆蔻年華非常可貴，能夠被拍下來，觀眾無論什麼年紀都容易有共鳴。少女來自不同的家庭、階層，取樣多元。她們的學習與生活片段，年幼時那股純真，對未來充滿幻想、滿有抱負；慢慢領略複雜世情，加上躋身香港的「應試教育」無法不向現實低頭等，都一一記下來了。少女成長五味紛陳，看上去活像無心插柳，正好是紀錄片最迷人之處。
不隱惡揚善
《給十九歲的我》勝在沒有太過隱惡揚善。由學校提出的拍攝計劃，有可能變成純粹歌頌好人好事的「正向」宣傳片。本片不是，它開始不久，一個受訪女孩（戲裏叫阿佘）就對鏡頭直言討厭母親管束。事實上，全片下來，觀眾會察覺到家庭對一眾少女成長的影響（父母關係、什麼階層、管教方法等），往往比學校教育更深遠。戲裏另一女孩又說到，不願意在鏡頭跟前溫書，好像扮乖被拍一樣。這個，實在已牽涉到攝影機介入生活的紀錄片倫理議題了。
《給十九歲的我》不難令人想起英國超強大紀錄片Up系列。1964年開始，英國電視台每7年一次追蹤拍攝10幾個孩子的成長。1964年拍Seven Up!時他們7歲，之後每7年拍一齣，14歲、21歲、28歲等，共拍29集，最晚近一齣為2019年的63 Up，當年7歲小孩，於今已踏入耳順之年。以生命書寫電影，給後世觀眾一下子看到主人翁的榮枯盛衰，坦白說相當殘酷。不止劇中人，拍攝者也一起老去。Up系列的導演Michael Apted去年離世了，他本來想一直拍下去的。
論規模，《給十九歲的我》當然遠遠不如Up系列，不過兩者皆能帶出紀錄片的一點倫理思考。Up系列幾十年下來，小孩子長大後有些中途退出，不忍再被拍；有的受訪者埋怨影片的呈現不夠客觀。《給十九歲的我》中段也有提到，女生升到中二、三較反叛，她們抗拒無日無之被跟拍，連玩樂亦沒有自由。就此，張婉婷他們一度無計可施。另外，10年拍攝的素材，剪成現在130多分鐘，對被拍者而言算不算真實？她們可會覺得，某些被丟棄的段落其實更貼近真我？
即使什麼都不說，先不去爭議當中的選取或真偽，那些年的生活片語被記錄下來，透過電影院被放大了，此後恐怕成為永恆。今天、未來的觀眾透過電影去「認識」她們，片言隻語有可能不斷被重提，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這乃紀實影像（尤其電影）的兩難，從好處想是生活被記下，不好之處是它有可能造成日後的負累。試想《音樂人生》，電影很好、刺激很多思考，但當事人（黃家正與家人）對影片一定愛恨交加。
為香港過去10年作傳
戲有戲的命。紀錄片永遠有想像不到的難題，卻因此偶爾有意外收穫。《給十九歲的我》原來計劃最意想不到的是，它暗暗為香港過去10年作傳。電影由2011年拍到2021年，不多不少是香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轉變（不說淪落好了）最急遽的10年。
據說千禧年出生率高，大家急着生龍仔、龍女。誰又想到，龍仔、龍女到了青春期，迎來的21世紀香港竟是「多難興邦」？抗爭、打壓、國安法、移民潮、疫情……
大家都得學懂謹言慎行，連香港電影要譜寫歷史，也注定避忌處處。然而《給十九歲的我》要回溯10年，從2011至2021，怎能避談幾場抗爭運動？2012年「反國民教育」時，影片的女孩就讀中二，「反國教」的文宣與號召，成為學校生活的一部分。副校長受訪，覺得年輕人的聲音該被聆聽，師生可以一起面對社會事件。2014年「佔中」時，她們念中四。張婉婷訪問女生看法，也找來一個英華校友、退役女警與她們對談。
然後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這時候，幾個女孩已中學畢業，各自上大學了。那年，英華宏偉的新校舍終於落成，舉校從深水埗再遷回半山去。少女芳華正茂，母校煥然一新，可是差不多片尾的訪談中，她們對自己及香港的未來，語調總帶幾分無奈和唏噓。最諷刺的，是一位花名叫Madam的女生。她從小就仰慕警察、希望長大後投考，誰料去到2019年，她的夢想頃刻間付諸一炬。
《給十九歲的我》的宣傳語句為「見證少女成長，共渡社會變遷」。若沒有2019年，「共渡社會變遷」此句滄桑話，不會叫得那樣響亮。2019年的示威片段，《給十九歲》已使用得非常謹慎。可我仍然杞人憂天，擔心這會是最後一次在香港大銀幕瞥見抗爭景象。說我多心吧，生於斯長於斯的張婉婷，怎會對這兩年的劇變沒有感覺？末段她一則旁白，襯上Those were the days樂曲，是那樣欲言又止的：「……了卻她們心願，特別請她們返新校舍參觀。𠵱一年，係2019年。」
地方有地方的命。《給十九歲的我》的「地方」，可以是英華女學校半山區及深水埗的兩個校舍，也可以是香港。對了，關於深水埗那個臨時校舍，校方搬遷前有疑慮：半山名校的高雅，可會跟九龍市井陋巷的風味格格不入？事實證明，生命自有其適應的強大能力。英華女生很快習慣，她們甚至相當享受在這個舊區「蒲」，尤其是幾街之隔、包羅萬有的西九龍中心。
人有人的命。《給十九歲的我》戲裏好看的人，除卻一眾女生，還包括石玉如校長。看罷影片你會對她無比敬仰。電影節的放映，石校長在觀眾席上。放映後張婉婷向觀眾介紹她，校長站起來，身穿一襲猶如英華校服的藍色長衫。石校長於2015年退休，《給十九歲》也有介紹到學校110多年來第一位男校長關翰章，看上去是個文質彬彬的先生。英華女學校真的這樣好？我作為外人不知道。單憑影片去看，他們連畢業禮都很有人味。不過，戲裏倒有一位老師的某句尖刻言論，放映時引起現場頗大的反應。
張婉婷絕對是影片另一靈魂人物。戲名《給十九歲的我》，初看以為是她的自白。看完戲始知不是（幾個受訪女孩中一時寫信給幾年後的自己），但按那個初步印象去解讀又不差。張婉婷當年英華畢業，入港大再負笈英倫及美國進修電影，畢業後回港，成為1980年代影壇少見的女導演。她的拍檔伴侶羅啟銳早前猝然離世，享年六十九。張比他大3歲，今年七十有一，依然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打扮有型有款。由她這位英華資深校友，去跟豆蔻年華的師妹對話、提問，算是本片開拍的一大動力了。
旁白串連影片脈絡
所以張婉婷片中的個性鮮明，她的旁白也多。別指望《給十九歲的我》屬於那種把詮釋權交予觀眾的「觀察式紀錄片」。沒法子，素材畢竟龐雜、牽涉的人物多、時間幅度大，攝製者更兩度出國追隨女孩的步伐。要梳理材料的千頭萬緒，旁白成為串連脈絡的重要工具。此外《給十九歲》起用不少配樂，強化全片的淡淡哀愁味道。小提琴演奏的主題音樂是原創的？旋律很美。「罐頭音樂」由李叔同的《送別》到Those were the days都不俗。
顯然《給十九歲》的難度非常高，攝製時間很長、材料及角度可能多着。長遠拍攝下來，既想捕捉到，又怕太干涉令一眾女孩生厭。這次初看，奇怪片中個別影像特別低清，顯然拍攝時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技術問題。影片能完成，校方與製作人通力合作，各人的親和、量度缺一不可。是次放映，銀幕打出來的海報，監製黃慧乃張婉婷的老同學；導演崗位除了張，還有拍獨立片的郭偉倫。其次分組導演有巫敏如、蔣玉珍及李淑嫻等人。羅啟銳為製作顧問。幕後工作人員更加不計其數。
《給十九歲的我》捕捉的校園內外生活十分豐富及生趣。我特別難忘那個乒乓球健將「男神」，長、短鏡竟然同樣吸引，好帥氣！另外一幕拍到少女旁邊的兩個觀音兵也超可愛。
電影節觀眾有多喜愛《給十九歲的我》？看看放映當天，幾個主角於映前、映後現身的反應對比就知道。映前張婉婷把她們逐一介紹出場，大家禮貌式鼓掌；映後再次出現，已變成掌聲雷動。女大十八變，她們今天21、22歲了吧；第一眼儘管不能認出，我們內心已一一記着各人的名字了。
《給十九歲》的幾個女孩分別是：一、極有個性的阿佘及她的摯友Shirley，兩人性格懸殊卻感情深摯，Shirley成績優異又能言善道。二、被選作副風紀、渴望當警察的Madam，某次以廉頗、藺相如自比，惹起哄堂大笑。三、單車好手馬燕茹，運動場上跌跌碰碰，汗水與淚水交融。四、家境不錯、弟弟患有自閉症的阿Ling，參選學生會過程患得患失。五、樂天的阿雀，性格單純可愛；怎料她在映後分享提到，戲裏一個同學原來已不幸過世了。六、眾少女中身世較可憐的，是父母仳離、一度在港思念遠方母親，綽號叫「香港小姐」的Kate。
生活或生命總是充滿折騰、挑戰。《給十九歲的我》姑娘的處境，有時叫人心酸、心碎。石校長說「我們看到的只是永恆的一個片語」。謹祝福一眾少女，祝福英華女學校，祝福香港，我們觀眾與製作人及劇中人一起共勉。好人一生平安，儘管未如人意，也祈願早日否極泰來。
文•家明
編輯•王翠麗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2022
* 抗日戰爭紀念日
訂閱：
文章 (Atom)